校长治校•校长访谈 校长的教育思想是一所学校的灵魂
校长的教育思想是一所学校的灵魂
——访北京四中校长邱济隆
见到邱济隆时，他刚出院不久，尽管脸色红润，却掩不住眉宇间的一丝疲惫。记者面前的他，既显平静、恬淡，又不乏率直、激越。
多年来，北京四中一直以独特的教育理念和优异的办学业绩备受关注。是什么铸就了她永久的辉煌，其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哪里？记者迫切地想从邱济隆这里得到答案。
邱济隆笑了，这个问题他不止一次听过。1994年，在北京市校长高级研修班的开学典礼上，时任市委副书记的李志坚同志就问过他：“邱校长，你能回答我吗？四中是怎么成为一所名校的？”问题挺突然，邱济隆说：“李书记，我现在不能马上回答你，但我争取在这个班结束时，一定给你一个答复。”1年半以后，研修班结业，邱济隆交上一篇6万多字的论文，专门谈北京四中办学思想的形成。
邱济隆常说，四中之所以能长盛不衰，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。1990年，第十一届亚运会刚结束，邱济隆被任命为北京四中校长。在就职演说中，邱济隆动情地说：“我现在就像一个举重运动员站在一副杠铃前，不管能不能举起来，我都得举一下。举不起来，说明我不称职，咱们再换别人。”
邱济隆一直记着这番话。十几年过去了，事实证明邱济隆称得上是一个优秀的“举重运动员”，四中在他的带领下不断攀上新的高峰。
记者：在您看来，一个校长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？
邱济隆：我一直把苏霍姆林斯基的一句话当做我办学的座有铭：“领导学校，首先是教育思想上的领导，其次才是行政上的领导。”这句话很精辟，把校长到底要干什么说得非常清楚。校长的教育思想往往是一所学校的灵魂，校长的工作主要是用正确、科学和先进的教育思想，不断地引导全体教职工统一认识。
邱济隆把校长的工作概括为 16个字——发现问题，提出问题，研究问题，解决问题。这16字看似平淡，却自有深意。邱济隆知道，对于四中这样的名校，不管是上级领导还是其他参观者，都说好话。但是作为校长，必须始终头脑清醒．如果不清楚学校的问题，学校的发展就要出现危机。发现了一堆问题，其中有芝麻大的，有西瓜大的。哪些问题值得提出来呢？必须认真思考，筛选出那些涉及到四中发展的问题。之后，校长要和全体教职工一道分析和研究问题，找出原因，最后解决问题。
学校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前进的。邱济隆听过不少表扬：你当校长这十几年，四中发展得非常快。他想：我都干了什么事？无非就是发现问题。随着一个个问题的解决，学校自然就会逐渐进步。
邱济隆从来不主张校长事必躬亲。他去外地，看到一些校长早出晚归，忙得团团转。他既同情他们，又为他们没有抓住当校长的根本任务而遗憾。他认为，当校长的根本任务，就是要用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念，引导大家不断统一认识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中央刚提出由“应试教育”向素质教育转变的指导思想时，一些教师想不通：我们都是从应试教育出来的，难道我们就不是人才？四中曾培养了那么多人才，不都是应试教育出来的吗？面对大家的困惑，邱济隆认真思考后鲜明地指出，中央提出的“应试教育”是有特定内涵的，是指教育的弊端，不是指凡是有考试的教育。我们当校长、当教师的，如果所做的事是着眼于学生的一辈子，那必然就是素质教育；如果仅仅是着眼于学生的一时一事，那就可能是“应试教育”。教育，必须对学生的一辈子负责。邱校长的话让教师们豁然开朗。
四中开始进行教学改革时，很多人反对。有人说校长不讲理，既要多开展活动，又不准加课，还要保证高考质量，这不是挤对我们吗？邱济隆说：”如果别的学校上6节课，你上8节课，就算考得比人家好，你有什么光彩？别的学校上6节课，你上4节课，考得比人家还好，那才是本事。”他对有的教师直言，你没有资格向我要课时，因为你的课堂效率太低，你先把现有课时用足了再说。有的教师对他讲，你算高考成绩时，应该把别的学校人均高考成绩除以课时数，再把咱们学校的成绩除以课时数，这样比才科学。邱济隆嘿嘿一笑，你们算得可真精，可就是不能这么算。日子久了，大家教学水平提高了，再也没人怪校长心“狠”。
多年来，邱济隆密切关注教育思想领城的新动向、新变化。教育部推出的《素质教育观念学习纲要》，邱济隆参与了修订工作，觉得是一本非常好的书，就推荐给四中教师，让大家学习。还有《多元智能理论》，邱济隆先学完，然后要求教师和干部人手一册。
用教育思想领导学校，其意义在于：教育思想统一了，即使校长不在，大家也知道该怎么工作。这就要求校长不断地发现新问题，从中找到教育思想的导向。比如，邱济隆在听课时发现，一些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不高。他反复琢磨，觉得问题主要是在教育观念上。长期以来，大家总说要转变教育观念，实施素质教育，实际上并没有落实。因此，他组织大家深入学习《素质教育观念学习纲要》和《多元智能理论》，用科学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使大家认识到，转变教育观念不是一句空话。
校长的管理理念一旦被大家接受，工作就会产生效率。2000年，四中成为西城区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。在全校干部会议上，邱济隆说：“这是件难事，也是件好事。好处在于，能够在队伍建设上形成一种合理有效的机制，这样的事再难也要干！”在邱济隆看来，建设一支师德高尚、业务精湛的教师队伍，是建设一所好学校的关健。而要实现这个目标，必须形成一项长期稳定而有效的用人制度。人事制度改革不仅仅是一项自上而下布置的任务，那仅仅是外在的东西。校长可以给老师提要求，告诉他们需要学什么、做什么、怎么做。但校长的话究竟能起多大作用？很难说。所以必须强化队伍建设，把这些要求内化为教师自身的需要。改革的目的是要形成一种激励机制。改革前，学校多次开会，先务虚，再务实。认识统一了，操作起来就很顺利。经过一轮严格的聘任，四中的在岗人员由原来的200多人减到160多人。人员减少了，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。如今，聘任工作已经成了常规，每年一次。
与聘任制一样难办的是结构工资的制定和调整，邱济隆主张一定要向骨干和有突出贡献者倾斜。他认为，每个人的工作岗位都很重要，这是事实，但每个人的可替代性是不同的。你的可替代性越大，你就只能挣得少一点。技术含量低的工作，随便找一个人就可以替代，但一个好的教师，是能随便替代的吗？所以就应该给他们倾斜，增加几百块钱可能不算什么，但这是领导对他们自身价值的承认。
记者：在学校管理方面，四中最突出的地方在哪里？
邱济隆：怎样实现高效的管理，这是我多年来一直琢磨的问题。在管理上，我做的工作就是使各项工作制度规范化，而且上上下下都知道。我常说，四中没有一项具体工作是由我负责的，不该我管的，我绝对不管。
邱济隆有一个体会，到别的单位去办事，最难缠的往往不是主管的业务部门，而是后勤部门，每个人都是“大爷”。对此，他特别在管理上提出了“两个服务”的思想——为师生服务，为教育教学服务。后来，他看到各个部门都做得很好了，又进一步提出了“主动服务”的思想，要求他们更加主动，不要等着领导拨一拨动一动。
“两个主动服务”的思想，极大地改善了四中各职能部门的服务水平。为了更出色地为师生服务，食堂的同志根据国外食品科学的最新动向，在国内学校率先实施了营养配餐。他们请来营养师进行科学的营养搭配，改变了传统的“大锅菜”做法，进而引进计算机配餐系统。虽然增加了工作量，但大家积极性却很高。邱济隆表扬说：“好，这就叫主动服务。”改造需要资金，他全力支持。为了让校长从频繁的接待事务中解脱出来，办公室人员主动把校长的接待事宜排列出来。邱济隆只管按照规定时间“执行”就是了。这样，尽管访问者络绎不绝，但邱济隆的工作却不受影响。以前，学校的图书馆效率比较低，机构改革后由13个人减为5个人。人员少了，服务质最却提高了。他们不仅增加开放时间，还组织了课外系列讲座，有声有色。比如，有些学生对武器知识感兴趣，他们就请来武器专家进行科普宣传。
即便是招聘工作，邱济隆也努力使之规范化、透明化。四中人人都清楚学校的用人制度，谁都可以介绍人选。一般先由办公室面谈，了解应聘者的外在条件和学识、思想。办公室有直接否决权。通过了这一关，再由教研组安排试讲。根据试讲报告，由主管校长签署意见，最后提交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整个程序非常规范。
谈到科学的管理，邱济隆讲了4条标准：
第一，要有明确的目标。学校每学期都制定详细计划，把学校的总体发展目标分解到各个处室，列出表格，工作要点一目了然。
第二，要有清晰的指挥系统和岗位责任。什么事情该谁做要非常清楚。主管校长、主任、年级组长各司其职。邱济隆反对越级管理，他说：“有的领导不懂这个道理，下属找他谈一件事，他就拍板了。但这样越级管理，既挫伤主管干部的积极性，还容易出娄子。因为有的事主管干部可能已经否掉了，结果你一拍板，又成了，人家打着你的旗号就去了。”因此，教师找他反映情况，他总要先问问主管校长，弄清楚事由。所以在四中，每一级干部都觉得自己有职有权。有了清晰的指挥系统，遇到突发事件也能应付裕如。一次四中主办一个大型研讨会，原定来200多人，会场和用餐地点都安排好了，谁知最后来了700人，一切都得重新安排。不巧那天邱济隆不在校，但其他人团结协作，顺利解决了问题，会议井然有序地得以举行。
第三，要有合理的考核、总结、评价。四中目前采取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。定量评价就是根据教师的职称、所教科目和年级，通过计算机给每个人编号，然后根据学校制定的几十项指标，由学生对每个教师作出评价，最后统计汇总，将结果用相对评价办法反馈给教师。何为相对评价？就是个体跟群体比。比如你是高级教师，拿到手的是自己的各项数据和全校高级教师指标的平均数，哪些比值高，哪些比值低，一看就清楚。每个人只知道自己的和群体的，而其他人的数据都是保密的，只有学校领导可以检索全校的数据，作为指挥教学的根据。所谓“定性评价”，就是要求学生每人写一篇1500字的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心目中的好老师》，只许写一位。很多学生写道：教我的老师都是非
第四，要有必要的协调。邱济隆的观点是：样样争优，未必就是优，也未必能达到整体的优化。学校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有限，如果各处室都要抢时间、抢人、抢物，学校肯定不能办好。这就要求校长作出必要的协调，根据工作重点，哪些该优先发展，哪些要先让一让，从而实现整体优化。
四中在很多方面已形成了完善的规章制度。比如，什么事情该在什么会上通报，什么时候开教代会，都有明确的规定。学校的每一项建设工程，预算多少？招标程序是什么？怎么招的标？政府怎么定的？全体教师都知道。制度健全了，关系理顺了，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，还使大家工作起来心情舒畅。
记者：您把校长的工作看做为老师铺路搭桥，您是怎样做的？
邱济隆：我制定办法和创造条件促进教师的发展，特别是可持续发展。我支持青年教师“成名成家”，这既是国家的需要，也是四中的需要，更是个人发展的需要。江泽民同志在北大百年校庆讲话中提出，“要做到为人民服务与实现自身价值的统一”，我觉得说得非常好。承认个人的价值，使个人发挥出最大能量，对国家、对学校、对个人都有好处。四中的名师越多，四中的名气就越大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学校的管理对象是人，学校所有的事都是由人来完成，人的工作当然是最重要的工作。四中的各项措施，都强调“以人为本”。如今人们提倡教师要由教书匠变为教育家。邱济隆认为，教师由教书匠变为教育家，必经的途径是必须参加教育科研。为了促使教师积极参与教育科研，学校在修改结构工资时制订了一个方案：教师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，学校要有记录，年底发给相应的奖金；参加国家级的课题，取得一定的成果，个人奖励5000到1万元。有人说是不是奖得太多了？邱济隆说：“的确很多，但我没说你不能得，你们谁都可以得，这一条对谁都适用。”在邱济隆看来，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，要在教育科研方面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。不是靠校长在屁股后面逼着教师往前走。
“四中优秀园丁奖”是全校教师向往的最高荣誉，至今已颁发了10年。10年前，美国施乐公司的老板来找邱济隆，说要拿出一笔钱，每年奖励几位教师。他们强调，获奖者只能是一线教师，每人奖励5000元。 5000元！在当时可是一笔令人咋舌的数目。邱济隆跟他们商量，可不可以是集体获奖，比如某个教研组？而美国人说，不行，我们就要奖励个人，你们事先要把名字告诉我们，我们给做好奖牌，亲自颁发给他们。怎么办？邱济隆感到左右为难。这个钱他要也不是，不要也不是。不要，大伙会怪他：人家给你送钱你都不要？要，在当时“平均主义”思想严重的情况下，这个奖怎么发？想了好几宿，邱济隆拿定主意：要！他召开干部会议，跟大家说：“第一，我决定要；第二，这个奖不靠选票，由我们领导定;第三，奖励的标准，首先要看工作态度和工作精神，其次看工作业绩。”为什么要由领导定呢？因为他认为领导的决定，有时就是导向。为什么要首先看工作态度和工作精神呢？这里面包含了邱济隆对教育规律的深刻认识：“我最初提出这一点时，有些人还不明白。因为教师是个体劳动、集体成果。比如，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牌的学生，我们想当然认为物理教师给他的受益最大，实际上经常不是，可能是数学教师的某次谈话给了他触动。另外，学生高考成绩优异，你说是谁的功劳？高三教师的功劳吗？高一的教师就没功劳？所以一定要把工作态度和工作精神放在第一位。”
从此，四中年年有6名教师获得“四中优秀园丁奖”。这6个人为什么获奖，每次都是由邱济隆亲自向大家讲述。已经退休的董莉，从大学毕业到退休，年年都做班主任，退休后被学校反聘两年，还是做班主任。邱济隆说：“就凭这一条就该奖、你们要想获奖，也年年做班主任。”还有一位数学特级教师，外面请他上课，他一概拒绝，而是潜心写教材，后来四中用的数学教材就是他写的。邱济隆说：“谁不知到外面当家教赚钱？写教材赚钱吗？但他却潜心研究，这难道不该奖吗？”获奖教师的事迹，许多都是大家不知道的。听校长讲后，大家都很感动。从获奖者身上，教师们明白了领导提倡的是什么？尽管获奖者都是由领导决定的，但大家都觉得领导很公平，真正起到了在教师中树立典型的作用。
邱济隆刚当校长时，到外语组参加会议，教师们向他“开炮”：别的学校有出国进修的名额，四中却没有。教师们的话刺激了邱济隆，他下决心要找出一条路。路真让他找着了，有一所美国中学愿跟四中建立友好联系，对方派学生到中国学习，四中则派教师到美国学习。如今，四中的外语教师都参加了为期半年的出国轮训。每一次出国前，邱济隆都嘱咐；“你要利用假期走遍美国，回来后再上外语课，肯定是另外一番感受！”邱济隆还联系了一所美国大学，让非英语学科的教师去美国学习。学校里有位年轻的美术老师，学校特地安排他去了一趟欧洲。邱济隆觉得，学美术的不去巴黎，不去卢浮宫，岂不是很大的遗憾？作为校长，只要是能做到的，他都尽力成全。如今，四中派出去进修的教师有几十位，他们学习期满后都按时回国，不仅提高了水平、开阔了眼界，而且更加热爱四中，热爱教育事业。
邱济隆认为，衡量管理是否科学合理，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教师的积极性是不是被调动起来。一切制度，都必须体现出“以人为本”的思想，既让大家觉得很宽松，又能激励他们积极向上。
时至今日，四中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有很大的知名度，但各地的教育改革也在日新月异地发展，四中的未来会怎样？采访即将结束时，记者忍不住提出了这个问题。
邱济隆不假思索地说：“我对四中的未来充满信心！”
这几年，邱济隆着力做的工作是引导教职工深入挖掘四中的优良传统，他正负责北京市的一个课题——“北京四中优良传统的形成”。继承四中的优良传统与改革创新相结合，是学校一直强调和贯彻的思想。如果没有优良传统，四中就不成其为四中。四中之所以能够成为名校，是多年教育教学成果的积淀，是因为做了很多符合教育规律的事情。这是必须要继承的。邱济隆认为，改革是改弊端，有些东西是永远不能改的，那就是优良传统。什么是四中的优良传统？
校园里刘景昆、张子
优良传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，邱济隆相信，坚持优良传统与改革创新的四中人，一定会给学校带来更加可喜的新面貌！属羊的邱济隆已届耳顺之年，即将退休。对于学校年轻的干部队伍，他同样充满信心：“现在的学校领导中，有一位博士、两位硕士，还有两位正在攻读研究生课程。这些人的业务水平都很高，人品也很好。他们肯定会比我干得更出色！”
十几年来，面对四中这副重量级杠铃，邱济隆成功地把它举了起来。他靠的是什么？是智慧，是正确、科学、先进的教育思想，因为这是校长治理学校不可或缺的灵魂。